刘雯（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探讨的中越跨境边民周边传播指向人文向度，分别从文化、信息、情感三个方面阐释中越跨境边民周边传播的三种模式。
边境稳，方能周边稳，边境地区对四周的国家传播的战略价值和重要性正在进一步凸显。中国边境绵延漫长，9个省（自治区）与14个四周的国家陆路相邻，边境线个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居住着2237.9万中国边民，其中中越陆路边境是经贸交流最频繁、边民人文交流最密切的边境段。
周边传播的主体是民族、民间、民营传播，即“三民传播”。跨境边民的周边传播，从主体源流看可归属于民族传播，而从主体行为长期实践看并不限于民族传播，归于民族和民间传播共同作用的范畴。跨境边民的周边传播实践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政治、经济、人文，其中人文传播是最易畅通、最易持久、最具效果的传播类型。本文探讨的中越跨境边民周边传播指向人文向度，分别从文化、信息、情感三个方面阐释中越跨境边民周边传播的三种模式。
周边传播作为阐释对外传播的一种解释性和实践性理论，着眼于构建稳固的边缘、边境、边界，该理论遵循的是信息传播由中心向边缘、由近及远的空间扩散规律。因此，周边传播理论将四周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主要的传播对象，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应始于对四周的国家的有效传播，从而维护与打造中国与四周的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之域、经济通道、文化纽带、信息之湾，这就需要充分了解和把握中越跨境地区的信息传播模式、特征和机制。
跨境实践的主体是两国边民，边民既是边境的主人，也是边境周边传播的先行者。边民通常以国界为线、边境为居，目前我国尚无对边境地区的范围进行统一的界定，因此边民的地理居住和身份界定也无法一概而论。《现代汉语词典》对“边民”的解释为“边界一带的居民”，这里的边界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边界。[1]从法定认知属性看，即“边民是指中国与毗邻国边界线两侧县级行政区域内有当地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从地域分布属性看，我国多个边疆省区给予3公里范围内的边民相关边民待遇，有研究将边界线公里范围内的非流动人口视作边民。综合法律规定和地域划分标准来看，边民的指向内涵是县域范围内的合法常住人口。从生产生活属性看，边民一类是世居当地的人口，一类是外来并长期定居于当地的人口，还有一类是外来的非长期定居于当地的人口。[2]有学者觉得“边民”既是一个地域范畴、法律范畴，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范畴。[3]结合众多研究成果分析发现，仅仅依靠地理边境线界定边民，显然忽略了现代生活背景下同源、跨境民族的文化要素和生活要素，今时今日关于“边民”的涵义需参照外部环境之变予以新界定。
边境地区同源、相近的民族具有同一或相似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性，边民一方面在地理近边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在地理近边乃至远边实现个体流动、信息流动和教育文化流动。流动会产生三种交往形态：同一国界线内的族往和非族往，国界线两侧的族往和非族往，以及近国界线的族往和非族往。前面两种交往流动的边民均可称为“原住型”边民。第三种即“候鸟型”交往流动的边民常常易被忽略。“候鸟型”边民原本是“原住型”边民，因生产生活如婚嫁、迁居、求学、工作等迁移到边境范围以外的他处，不过依然通过节庆、走亲、访友、工作等，定期与边境地区进行较为密切的交往，犹如候鸟归巢。因此，考虑到生产生活要素、文化要素，兼顾村镇与城市地区，流动性强和流动性弱的人群，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此处讨论的是广义上的边民，来源范围不只限定于政治和地理意义上的边境。本文分析的“边民”，具体指长期在边境地区生活以及具有边境地区生产生活经验的人。这一定义既遵循国界线划分的特点，又遵循同源、跨境民族强调民族分布的特点。边民可依据居民的身份性和地理性进行界定，身份性边民是在法律层面拥有国家机构颁发的“边民证”的边民，地理性边民则是与边境地区生产、生活有连接的“原住型”或“候鸟型”边民。
厘清了边民的内涵，再来看跨境边民。学者们对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跨国民族的讨论很多，指向的都是同一、同源民族。跨境边民不仅有同一、同源民族，还包括非同一、非同源民族。相对于身份性边民，跨境边民主要指地理性边民，更强调边民的流动性。
笔者采用田野调查法，先后于2019、2021、2022、2024年开展了边境市民族文化传播调查、广西边境县级融媒体中心调查、中越边境口岸对外传播调查。本文基于近年来从多个研究视角对中越跨境边民交往现状的深入观察和研究，梳理概括了中越跨境边民的传播实践模式。
中越跨境边民在文化、信息、情感方面建构了新的周边交往空间和意义，其周边传播呈现出交融、互构的特点。本文将中越跨境边民的传播模式概之以“扩散模式”，此处的“扩散”借鉴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聚焦新事物（新技术、新产品、新观念、新风尚等）在社会系统中推广或扩散的过程[4]，且将人际传播作为扩散的主要渠道。这一研究面向强调了跨境边民传播的明确动向，突出了传播的过程和行为。
（一）文化圈层扩散模式。在中越跨境边民的文化互动历史上，文化的双向流动一直存在，体现在强文化信息群体对弱文化信息群体的传播，呈现出周边传播和被周边传播的两种态势。从时间和空间、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越跨境边民文化信息传播实践遵循文化周边传播的三个层次，即：国内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中华民族与四周的国家民族或种族之间，中华文化与世界主要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5]边民文化交流从地域来看属于跨国交流，从文化、种族来看属于相同或相近族流。中越跨境边民地缘血缘相似，文化互融互构，具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文化交流是中越边民最易畅通、最动人心、最具影响的一种传播方式。①通过实践和观察发现，越南边民对我国民族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对中华文化和衍生流行文化具有亲切感。②中越边民周边传播文化模式的形成过程亦是文化的扩散阶段，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同源民族共享地方性文化。文化向度的周边传播多立足于地缘相邻、文化相近、血缘相似、习俗相同、语言相通的国家和地区。中越跨境边民存在着天然的、密切的历史和现实联系。《大越史记》认为越南人和中国人同宗，越南人也自称是龙的传人。[6]中越同有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庆，各类中小节庆也彼此相通。两国同源民族的民间节庆在时间、表现形式和内涵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如广西的壮族和越南的岱、侬族等少数民族至今延续着相同的节庆文化习俗，有民间主导的侬峒节、京族哈节、金山花炮节、花山文化节。在云南与越南接壤的县市，泼水节、目瑙纵歌节、花山节、盘王节、阔时节、龙阳节等民族节日，已成为边境地区文化交往的重要载体。通过传统节庆、民俗节庆、经贸节庆等共享的习俗，中越边民文化交流得到普遍开展，进一步促进了两国文化的开放、共享和互构。
第二类，相近民族促进了文化的跨地域传播。从文化空间情境看，边境内外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交织着内周边和外周边传播。根据周边传播理论，只有解决了内周边跨境民族对中国信息和文化的高度认知，才可能正真的保证周边传播的客体顺利转变为周边传播的主体，进而向外周边的跨境民族进行第二次传播和通过境外的跨境民族向所在国家进行第三次传播。[7]中越跨境边民具备文化认同和地理流动的条件时，他们便开始了三个阶段的传播。在第一阶段的文化传播中，跨境边民的地理范围是边境线周边区域，节庆民俗是主要的文化传播内容；在第二阶段的文化传播中，以越南首都河内为中心进行文化传播，河内距离中越边境135公里，也是距离中越边境最近和最发达的城市，通过商贸构建起文化交流渠道；在第三阶段的文化传播中，居住在河内的越南民族在接收和吸纳异国文化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为新的传播主体，进而向河内以外的地区开启传播，旅游、教育、商贸、基建等多种形式共同作用下，实现了文化的跨地区、阶次性传播。
第三类，同源和相近民族实现了文化的衍生传播。文化原体激发文化衍生体。中越边境有22种跨境语言，越靠近边境地区，越南边民的语音便越接近粤语语系，这是由于毗邻或接近越南的两广文化圈深刻影响着边境边民的文化习惯。越南三大华人民族之一的山由族，是保留着广东文化的汉民族后裔，主要分布在与中国相邻相近的广宁、太原、宣光三省。明清时期，山由族从中国广东迁入越南，他们通晓汉字，讲粤语，随着他们的迁移粤语文化逐渐在越南生根发芽，字同越，音同粤，行同越，习同粤，影响并衍生了今天的融合文化。来源于中国的汉字、粤语是山由族的文化原体，这使他们在不同环境中，激发出多元共生的文化衍生体。
综合以上三种扩散类型，可以把中越跨境边民文化信息的扩散模式归纳为“圈层扩散模式”。无论是从地域归类还是文化语境来看，越南文化都归于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信息环境符合高语境特点，扩散规律符合“近者相传”。中越边境内外的边民以种性为亲缘带，以村寨为聚合点，通过跨语言认知、跨族群协作和跨地域展演，形成了文化信息的高语境扩散。跨境边民是文化信息的持有者，也是关键的扩散主体。然而，要格外的注意边境地区的文化扩散模式并非从属于国别传播。尤其是面对跨境边民这些边界感并不十分清晰的文化共同体，用“国家”这一边界十分清晰的界限，更容易引发地域身份区隔和文化身份警觉。与此同时，文化圈层扩散也应涵盖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国别”差异，在尊重地域文化差异的前提下，遵循在地经验和国别文化之间的平衡。
（二）信息点链网扩散模式。周边传播的信息双向流动并非对称，周边内外部一侧的信息传播力度和可受性大，则影响另一侧的程度就高；否则，被影响的程度就高。[8]中越跨境边民的信息实践主要是依靠三种方式实现：一是人际交往构成了人际传播的主渠道，边民在经济社会场中建立人际网络，通过身体媒介实现信息的接收与传递；二是物质基础设施实现了信息交融，边境口岸、互市点等为人际交流提供了相对固定的信息流场域；三是多种新媒体平台构成多样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亦为边民的信息流动提供了丰富的出口。由此可知，人体、物体和媒体从不同侧面构成了边民媒介互动的要素，即人流、物流和媒体流。具体阐发为以下三种形成要素。
第一，物质设施传播形成信息点扩散。口岸、书店、文化驿站、餐馆、商贸街等物质设施，为跨境边民提供了实体场域，形成了信息场和地域场的统一。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如果把跨境边民的流动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这些物质设施以空间化的方式确立了场域取向的信息流。空间性也代表着人与物的空间移动、资源的空间分布、信息网络连接的拓扑结构。[9]物质性媒介传播特点往往是先逆向传播，再正向传播，比如先吸引越南边民到己方的物质设施场域完成第一轮信息流的获取，再回到越南当地边境完成第二轮信息流的传播。这样才可以完成周而复始、源源不断的点对点周边传播。
第二，人际传播形成信息链扩散。地缘、族群、文化等为中越边民的生产、生活信息提供了互通土壤。首先是在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频繁往复口岸、互市点等从事的商贸一类的生产性活动。比如，东兴口岸紧邻越南经济特区芒街，越南边民和中国边民在这里共同构建和发展了小商品代购、农产品加工等城市商贸活动。其次是文娱、教育一类的生活性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者、节庆民俗文化的展演者、留学生、探亲者等都是生活性活动的主体。边民生产、生活往构成了边境地区广泛的人际传播，跨境边民作为人际传播的绝对主体，串联起人流、物流、语言流、文化流，呈现出相互交织又各自独立的链式信息流。
第三，媒体传播形成信息网扩散。传统媒体构建融通中越、贯通官民的中观的信息流，在中越边民中架起一座传递国家意志的信息桥。在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支持下，中国—东盟网络视听产业基地、中国—东盟译制中心、“中国—东盟合拍计划”等产业、项目实施落地，深化中国和越南的媒体合作、影视合作。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越南数字电视台联合制作了越南语新闻日播栏目《联通中越》。广西广播电视台开设了“北部湾之声”，采用英语、越南语、普通话等进行全天播音。广西广播电视台与越南合办双语期刊《荷花》，合办广播电视栏目《旅游资讯》《听歌学中文》《多彩中国》《美丽广西》，该台还与越南国家电视台等联合摄制纪录片。与此同时，广西、云南边境县级融媒体中心深耕“广播/电视+民族语”对外传播平台。此外，社会化媒体平台也聚集了微观而庞大的信息流，微信、爱奇艺、优酷、拼多多等被慢慢的变多的越南边民使用。从事边贸物流、餐饮服务的越南边民开通微信、支付宝，用来接收来自中国的“红包”。短视频社会化媒体平台TikTok、Kwai在越南持续走红，Shop电商直播持续输出跨境商贸信息并形成服务渠道。“手机+广播”“手机+影视”“手机+社交”“手机+音乐”等移动互联网媒介平台产品形塑了跨境边民的空间新语境。总之，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平台一起实现了信息流的汇聚和交错，共同编织了信息大网。
综合以上三种形成要素，中越跨境边民信息的扩散模式可以归纳为点链网传播，其中，单关键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单关键点可以是具体的人，比如在边境3公里范围内的边民，商贩、挑夫、劳工，跨境婚配妇女和其后代、民俗节庆演绎和传承者等，这些人群长期生活在边境线周围，是中越跨境媒介信息的核心生产者、接收者、扩散者。单关键点也可以是具体的平台，“自媒体”账号和平台，货运、客运口岸和贸易互市点的宣传文化展示物料，边境县（市、区）融媒体中心打造的对外宣传平台如壮语广播、双语电视节目、中越双语杂志等，是中越跨境媒介信息的通道和载体。单关键点也可以是具体的事物，比如共同的节庆民俗、中越友好文娱邀请赛事、跨境旅游项目、边境文旅推广项目甚至贸易商品本身等，都承担着媒介信息的中介功能。这些人、事、媒体平台都能成为媒介信息的单关键点，或者说他（它）们本身就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构成中越跨境媒介信息的链条式扩散。
（三）情感聚合扩散模式。中越跨境边民因其强烈的个体倾向、地域倾向和民族倾向，出现了族际通婚、跨国通婚等情感周边传播形式。情感周边传播有别于其他传播方式，具有交流最密切、关系最长久且传播成本最小的优势，其形成条件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相似的生活实践构成情感周边传播的地缘基础。中越边境线上分布着汉族、壮族、苗族、瑶族、京族、哈尼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分布聚居在数百个跨境或者边境村落，仅广西段边境、跨境乡(镇)就有103个。跨境村落和边境村落因自然、社会条件趋同，价值文化取向相似，通婚成为勾连中越边民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载体之一，相近的生活体验和经历构建了边民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共同记忆。[10]中越边民通婚历史较长，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前后，两国边境人民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同族通婚非常普遍。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非法”通婚在边境村落或社群都会存在。1979年到80年代末，由于中越关系陷入僵局，跨国婚姻基本暂停。90年代开始，边境地区恢复跨国婚姻。调研组走访中越边境村落时发现，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数量庞大，但近年来非法通婚“黑户”依然有增无减，其原因是两国户籍、婚姻登记制度管理有别而致。③
第二，强烈的族群认同构成情感周边传播的精神归属。族群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所在族群的归属认知和情感依附，建立在共同文化和历史传承基础之上。跨境边民隶属于同一或相近族群，因血缘、姻缘、地缘彼此间拥有亲切感和信任感。调研组赴靖西市苗族聚居地弄关屯调研时发现，此地跨国婚姻多为本民族内通婚，通婚边民拥有较为稳固的社会关系。跨国婚姻从地理距离上看似跨越了不同国家边境，但从民族取向看仍属族群内通婚，依托同族情感的姻亲明显地增强了本民族族群归属感。因跨国婚姻缔结了深厚的族群情感，两国边民还自发组建友好联合村屯，如岳圩镇岳圩街与越南玉昆社坡标屯签订共建友好村屯意向书，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板达村和越南板制村结成友谊联合村。在中越边境地区，不少村落隔界相望，“两国一村”“两国一寨”“两国一街”的同一民族村落村寨不在少数。
第三，有利的经济依托构成情感周边传播的物质保障。跨国婚姻数量增减与当地经济、社会条件有诸多关联。以靖西市弄孟屯和岳圩村两个壮族村屯为例。弄孟屯最年轻的越南籍妇女为31岁，近年鲜有越南籍妇女嫁入；而50多公里外的边境村岳圩村，最年轻的越南籍妇女为二十多岁，近年嫁入的越南籍妇女呈增长趋势。对比两个村落自然和社会因素发现，弄孟屯耕种土地匮乏，自然资源不佳导致男性群体纷纷外出务工，因此跨国婚姻数量逐年减少；岳圩村耕种土地充裕，自然资源条件较好使得男性群体留守率高，跨国婚姻数量持续增加。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也发现，越南边民认为一方更具优势的经济条件是促成跨国婚姻的重要条件。因而，自然和经济条件的优越，是促成跨国婚姻的主要因素。
从以上三个形成条件看，可以把中越跨境边民情感的扩散模式归纳为聚合扩散。通婚缔结而成的一系列以族群、村落、家庭为单位的情感传播，在中越跨境边民的交往中尤为强烈。情感聚合扩散具有着强烈的地域限定，影响力局限于亲缘关系，用户较少，传播范围较小，但对个体的影响极为深刻。亲缘将中越两国国界线内外区域，聚合成情感滋长的土壤。族际通婚让双方亲属、族群关系加深，内部合作和互通更加密切。当外来信息进入族群内部，因为亲缘关系的加持，总会优先在亲属这一范围内迅速扩散。当情感信息的扩散建立在经济效益基础之上时，聚合扩散模式的效用尤为显著。体现在同一或者相近地域范围内的强关系连接。
本文从文化、信息、情感三个维度总结了中越跨境边民的周边传播模式，体现了周边传播的在地化应用，其传播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但未必能解释其他边境地区的情况。边境地区是中国周边传播的前沿阵地，跨境边民是重要的实践主体。本文从跨境边民的主体实践层面提供了一个观察思考的视角，周边传播要服务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要进一步认识和遵循跨境边民的周边传播模式，为提升面向四周的国家传播能力廓清思路，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区域国际合作。
【本文为广西哲社“广西面向东盟的周边传播能力建设研究”(编号：21CXW006)成果】
①②结论来源于2019年12月-2020年2月“中越边民交流现状和期望的问卷调查”结果。
③资料来源于2019年11月靖西市壬庄乡陇猛、岳圩镇隘屯、龙邦镇弄关屯3个村落，12月宁明县爱店镇那党村、桐棉镇琴清村和那马村3个村落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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